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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泽霖先生的苗族研究

2014-11-13 22:47| 发布者: 朱群慧| 查看: 3415| 评论: 0|原作者: 杨正文

摘要: 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所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从吴泽霖教授所撰写发表的苗族研究论著、调查报告中看出,既有综合性研究, ...

                          吴泽霖先生的苗族研究
               
                           杨正文(苗族,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所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从吴泽霖教授所撰写发表的苗族研究论著、调查报告中看出,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还特别关注婚姻、家庭、服饰及其它礼俗方面。从吴泽霖先生的学术研究生命历程和研究成果看,对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探索:倡导民族平等,服务社会的理论探索;对婚姻家庭的理论研究;源自苗族研究的“小集体的认同”族群理论;基于苗族服饰等研究开始的民族文物与博物馆理论及实践。综观吴泽霖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既是一个将在海外学习掌握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实践的过程,也是基于一个族群或一个区域的具体实践为起点,逐渐形成工作模式,推而广之触及更多族群、更广区域的研究,最后获得具有学科普同性意义的理论观点的过程。
  [关键词]吴泽霖;苗族研究;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

  
  作为民族学界后学,能在20世纪80年代初刚踏入高校工作时,有机会参加中国民族学会在武汉举办的全国首届民族学讲习班学习,聆听当时尚健在的民族学、人类学界很多前辈大师的教导,是件幸事。正是这次学习,让我不仅在课堂上听到了久仰的吴泽霖教授的授课,而且很荣幸有机会到刚在武汉定居的吴先生家里去造访求教。感觉吴先生对我的关心,除了长者对晚辈的鼓励之外,也许还因为我拥有了他曾经工作过的西南民族大学的学生晚辈及他曾经倾注心血研究过的苗族这样的双重身份。尽管相处的时间不太长,先生好几次与我聊到了他调查研究过的黔东南及清水江流域苗族的社会文化问题,并提示我如何结合民族学理论方法去研究、理解苗族的社会文化。这成为激励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和探索苗族文化的动力之一。吴泽霖先生作为中国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奠基与发展时期的重要学者,一生所研究涉及领域较多,成果卓著。研究的少数民族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侗族、仡佬族、纳西族、彝族等,特别以苗族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因此,在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前身为吴泽霖先生等人参与创办的民族研究室)成立10周年之际,笔者对吴先生的苗族研究作回顾性简略介绍与简评,作为对他给予的宝贵引领和其在西南民族大学参与开创①的民族学研究传统的纪念。

  一、走上苗族研究之路

  在民族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吴泽霖民族研究论文集》的自序中,吴泽霖教授说他是在1935年②[1][2]作为中国社会学会代表参加民国政府组织的有关部门和民间机构“京滇公路周览团”,从南京乘汽车前往云南考察过程中,穿越湘西、贵州和滇东各县时,第一次了解到了汉、满、蒙、回、藏以外的一些兄弟民族,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他对国内少数民族探索的肇端。几年后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同大夏大学内迁,是他对少数民族研究的贴近和真正的深入。[2]1937年,吴先生随大夏大学从上海内迁到贵阳,成为他首先从贵州介入少数民族研究的契机。综观吴泽霖教授对苗族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到1945年;第二阶段为1956到1958年。在第一阶段,吴泽霖先生的研究工作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工作紧密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大夏大学迁到贵阳并于1938年春在文学院下属的社会学系设置了社会经济调查室,第二年更名为社会研究部。社会研究部的核心任务就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从事进行有系统之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1](P.269)还借《贵州日报》副刊、《时事导报》副刊等主编了《社会旬刊》、《社会研究》,用以发表研究成果,推动研究工作和服务社会。作为社会研究部主要负责人③的吴泽霖教授在讲课之余,秉持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当时“特别着重黔省苗夷④生活之实际调查工作”之要求,或接受内政部、贵州省民政厅的社会民情调查之需,亲率学生深入贵州毕节地区及云雾山、雷公山区即黔东南、黔南等地区的苗族村落实地调查。陆续在《社会研究》、《贵州日报》、《贵州旬刊》、《时事导报》、《建国评论》等发表了苗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社会文化问题研究的文章。这一阶段的苗族研究成果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包括发表于其他刊物上的《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贵州苗夷婚姻的概况》、《贵州苗族的跳花场》等,其中尤以《炉山黑苗的生活》最为重要,该文为吴泽霖先生等受民国政府内政部委托调查的成果,1940年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以单行本编印,1991年被收录入《吴泽霖民族研究论文集》出版。此外,由吴泽霖、陈国均合编,署大夏大学研究部稿的还有《安顺苗夷族调查报告》、《炉山县苗夷族调查报告》、《定番县苗夷族调查报告》等。第二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与吴泽霖先生参与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有关。1956年,吴泽霖教授作为贵州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组长组织了在贵州的调查工作,这阶段代表性成果是《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该成果于1958年11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办公室付印,1991年被收录入《吴泽霖民族研究论文集》中。[2](P.1)在以调查组集体成果形式提交后来出版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3]中,也有吴先生的重要贡献。

  二、对苗族研究的问题重点

  在吴泽霖教授所撰写发表的苗族研究论著、调查报告中,既有综合性研究也有专题性研究,内容尽管包括有多个方面,但细心研读会发现其所关注的问题还是相对集中的,特别在婚姻、家庭、服饰及其它礼俗方面着墨较多。

  如上文所说的第一阶段成果中,直接关涉婚姻恋爱的文章有《贵州苗夷婚姻的概况》、《贵州苗族的跳花场》、《贵州青苗中的求婚》等篇,在《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炉山黑苗的生活》等综合研究报告中,婚恋也是其中分量很重的内容。吴泽霖先生在苗族研究第二阶段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围绕贵州清水江流域苗族婚恋问题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所以,《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至今仍然是苗族婚姻研究上最为详实完善研究报告。

  在家庭生活方面的研究,前期成果《炉山黑苗的生活》做得比较详实深入,该研究报告对炉山(民国之炉山县今凯里市)地区苗族家庭结构、宗祧继嗣、亲属关系、人口规模、家屋空间布局和家庭经济生活等方面都有涉猎,为当时了解该地区苗族的社会情况提供了详细的资料,也为今天对该区域苗族家庭生活研究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比较参照文本。

  吴泽霖教授大概是民族学、人类学前辈中,最为重视物质文化研究的学者之一。对苗族服饰的关注就是很好的例证。由于深入到炉山地区考察之后,首先遇到了所谓“黑苗”⑤就有“长裙黑苗”与“短裙黑苗”之分,因此,服饰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吴先生注意到“在贵州鉴别苗夷族的种类,最为普遍的标准,就是根据女子的服饰”,因为只有女子服饰“尚还保持着原来的装束。”[4]所以,在《贵州短裙黑苗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等文中,专辟章节进行描述、讨论,乃至对服饰纹样有细致的图式绘制。此外,吴泽霖先生还注意搜集服饰等实物,至今保存在西南民族大学博物馆中的由吴先生捐赠的部分苗族服饰和绣片,就是他在抗战期间在贵州搜集的。

  在苗族其他民俗事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丧葬、信仰和歌谣传说等方面,《海贝苗的斗牛》看似写斗牛的娱乐习俗,实则将斗牛看作“祖先崇拜中的一个节目”来研究。他认为,苗族把祖先看作主要的神祗,以牛作为大祭的牺牲品,只是牛的价值过高,所以每逢子年的大祭杀牛外,平时则每年以斗牛的方式来纪念祖先也来娱乐自己。[1](P.188-189)在《贵州短裙黑苗的概述》、《炉山黑苗的生活》及上文提到的调查报告中,有宗教信仰、丧葬等的专门讨论。如指出炉山地区苗族既有本民族原有的神灵信仰,也有受外来佛教、道教乃至基督宗教的影响,普通村民既有请鬼师驱鬼祭神,也有请道士、和尚打醮、还愿等的杂糅现象。[2](P.130-146)

  对歌谣传说的研究,主要有1938年发表在《社会旬刊》上的《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和1940年发表在《社会研究》上的《苗族的祖先传说》,以及在《贵州苗族的跳花场》关于跳花场起源的传说,《炉山黑苗的生活》和《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中有关情歌记录与讨论。吴先生认为,一些共同的传说或故事,可以成为察见部落间相互影响的依据。

  集中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与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研究规划不无关系,社会研究部成立之后,拟分贵州苗夷歌谣、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服饰花纹、贵州苗夷影荟、贵州苗夷语言、贵州苗夷生活等推进研究和出版工作。[5]吴泽霖先生作为研究部负责人,围绕该计划展开研究理所当然。同时,这些问题的研究无疑也与他对当时一些民族学、人类学理论流派的偏重有关,如他在《苗族中祖先来源的传说》中说,在文化人类学中,风俗、传说及神话的比较与语言的比较一样,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法。而且说美国人类学流派极为重视对神话传说及故事的民族间比较研究。[1](P.94)因此,在美国接受了人类学系统理论方法教育回国的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实践上表现出受当时美国人类学的某些传统影响应该是肯定的。

  三、从苗族研究起步延伸出的理论探索

  吴泽霖先生首先在苗族进行的一些问题的研究,成为影响他后来推而广之对其他民族研究的工作思路,也是形成他民族学理论思想的重要基础。从吴泽霖先生的学术研究生命历程和研究成果看,对少数民族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方法的探索。

  第一,倡导民族平等,服务社会的理论探索。不论在大夏大学研究部的工作,还是1941年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所从事的研究目的都与当时社会思潮和国家所强调的边政建设及社会服务有关。在今天,包容各民族文化差异,实现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已经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全社会的共识,可在20世纪30、40年代,“同化”不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意识形态,也是具体的社会实践。抗战前后在贵州实施长达10余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就带有明显的“同化”痕迹。在倡导内容包括禁止烟毒、集团结婚、取缔妇女奇装异服等的“新生活运功”中,出现了强行让少数民族更装剪发的行为。在此种情况下,吴泽霖教授等人不仅呼吁“我们需要的是民族间意识上的团结,而不是形式的划一的汉化”,还主张从实际的政治上着想,希望从关注族际关系的调查研究入手,来化解对少数民族的“种种荒诞无稽的传说,甚至许多不近人情的污蔑”的痼疾[6]。这在当时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在关注边疆建设研究中,吴泽霖先生有《边疆的社会建设》、《从么些人的研究谈到推行边政的几条原则》等专文,对此已有学者作了评介,[7]本文不再赘述。关注民族平等、团结方面的研究,是吴先生践行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体现,也是形成其民族观的基础。他在晚年出版的文集序言中,特别强调了一国之内民族和谐关系的建构要做到的三个方面时,解释说他对民族问题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转向民族研究形成的。[8]

  第二,婚姻家庭的理论研究。不论对苗族的研究,还是对其他少数民族的研究,婚姻家庭仿佛是吴泽霖先生特别关注的问题。除了前文列举的文章外,还有如《么些人的婚丧习俗》、《大小凉山彝族的婚姻》[9]、《从偶居到结婚——永宁纳西族婚姻制度的变化》[10]等。笔者以为除婚姻家庭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传统问题外,还与他将婚姻家庭视为理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基本学术路径有关。他认为婚姻活动是一种社会关系,从婚姻的研究中可以窥探一个族群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探知一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及历史残存的线索和得以保存的原因,是帮助理解民族社会文化特点的钥匙乃至可以提供引导一个民族婚姻改革的参考。[11]这些基本观点在他晚年写的《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12]再次得到了阐释。当然,将少数民族一些特殊的婚姻家庭形式简单地归为一种历史残余有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地方,但他注重从婚姻家庭切入探索一个民族的社会组织结构的方法进路是有意义的,对清水江流域苗族婚姻的调查研究的资料价值和学术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源自苗族研究的“小集体的认同”族群理论。吴泽霖先生在炉山地区的苗族研究中,首先注意到了过去历史文献记载的“黑苗”中,除了主干的长裙黑苗和短裙黑苗外,其实还包括有若干穿着不同服饰、习俗有所差异的支系。基于此认识,他在炉山地区的村落调查中注意区分长裙、短裙、汉人、仡佬、木家、西家等族系的居住与交往的状况,以此把握族际之间文化边界与关系。不仅为我们今天研究该区域族群关系变迁提供了基础,也为其后形成他的具有族群理论价值的“小集体的认同”理论观点积累了直观的实践经验。他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中说,“在我所接触的民族中,大多数群众缺乏一种超越自己小集体的高一层次的大集体的隶属感。他们所承认‘我群’,也就是说‘自己人’,无非只限于小小的地域范围内的,语言相同、服饰相同、信仰相同、互通婚姻的群体。”他还特别指出由于存在这样的认同层次,大多数人不能理解超乎于其上的“民族”概念,认同是模糊的,因此,再上升到更高一层次的“祖国”或“中华民族”的概念认识就会更加模糊。[8](P.2)笔者认为指出这一“小集体的认同”观,不仅符合苗族及西南很多无文字民族的族群认同实际,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理解族群认同层次,建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均具有理论参考的意义。

  第四,基于苗族服饰等研究开始的民族文物与博物馆理论及实践。早在实施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的研究规划中,先后举办了三次苗夷文物展览会,并设立苗夷文物陈列室固定陈列展览田野调查过程中搜集来的各种苗夷文物,还协助贵州省立图书馆、西南实业协会贵州分会等代征集苗夷文物,提供贵州苗夷各种花纹图案等。[13]这些基于少数民族文物的搜集、收藏、展览,可以说对早期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及博物馆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50年代初,西南民族大学民族文物陈列室能够在学校成立之初得以建立,应该说与吴泽霖先生在对民族文物重要性认识[14]及大夏大学的实践无不无关系。关于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已有文章讨论[15],笔者不再赘述。

  结束语

  综观吴泽霖先生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研究,既是一个将在海外学习掌握的人类学理论方法应用于中国研究的实践过程,也是基于一个族群或一个区域的具体实践为起点,逐渐形成工作模式,推而广之触及更多族群、更广区域的研究,最后获得具有学科普同性意义的理论观点的过程。回顾前学,从中获得启示,引导后学前行,意义莫过如是。

  最后想说的是,类似吴泽霖教授这样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前辈,他们自然而然会给所工作过的学术机构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和良好的传统。今天西南民族大学拥有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民族博物馆就是由吴先生亲自创办的民族文物陈列馆发展起来的,西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探索上能有一些积淀和发展,也与包括吴泽霖先生在内的一批民族学、人类学前辈大师在西南民族大学的工作推动是分不开的。
  
注释:
  ① 吴泽霖先生于1953~1959年在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任教授兼民族文物馆馆长。
  ② 在文精等主编的“20世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酒店著作丛书”之《贵州苗夷社会研究》导读中有“1937年4月大夏大学邀请‘西南夷族代表团’成员到校演讲,随后吴泽霖先生参加了京滇公路周览团到西南云、贵、川河乡西(按:疑为“和湘西”之误)等地考察,”等语(见《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然而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中,有“直到1935年,当时首都南京到云南昆明的公路修通了,国民政府组织一次乘汽车由南京直达昆明的‘京滇公路周览团’,……我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参加了那次游览”语。(见《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1页)。本文再采用第二种时间说法。
  ③ 吴泽霖于1928~1941年先后任大夏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等职,迁贵阳期间大夏大学成立的社会研究部由吴泽霖为主任,陈国均为副主任。
  ④ 此处之“夷”泛指贵州当时苗族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包括今之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及彝族等。
  ⑤ 所谓“黑苗”,是明清以来历史文献中以服饰色彩来区分和称谓苗族不同支系,且这种区分并不能准确涵盖苗族支系的边界及存在的习俗差异。在苗族研究中特别需要注意文献存在类似分类带来的错谬。本文为叙述中引用文献的连贯沿用该称谓。
  ⑥ 参见吴泽霖先生在《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表述的民族文物及民族博物馆的观点,见《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自序,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7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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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贵州省编辑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3).《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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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吴泽霖.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A]//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M].民族出版社,1991:247-255.
  [12] 吴泽霖.群婚残余试探——有关中国少数民族婚姻和家庭的一些问题[Z].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9年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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