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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文(Nicholas Tapp)教授:对国外苗族(Hmong)研究的反思

2015-3-24 20:19| 发布者: 朱群慧| 查看: 2869| 评论: 0|来自: 贵州大学网

摘要: 2015年3月1日下午2点半,贵州大学文科讲坛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王富文(Nicholas Tapp)教授在模拟法庭做了一次题为《对国外苗族(Hmong)研究的反思》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人文学院张晓教授 ...

王富文(Nicholas Tapp)教授:对国外苗族(Hmong)研究的反思

2015年31日下午2点半,贵州大学文科讲坛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系主任王富文(Nicholas Tapp)教授在模拟法庭做了一次题为《对国外苗族(Hmong)研究的反思》的讲座。此次讲座由人文学院张晓教授主持,贵州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肖唐金教授和贵州大学民族学贾鹰雷同学担任翻译。参加这次讲座的老师有纳日碧力戈教授、刘锋教授、杨志强教授和曹端波教授等以及人文学院、外语学学院、苗族青年小组等学生8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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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文教授1975年获得剑桥大学英语文学学士;1977年获得剑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获得伦敦大学东南亚研究硕士和社会人类学博士。他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讲师直至教授,现在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终身荣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主任。从1986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田野工作和研究,主要在云贵川等省,也涉足广东,一直参与一些非官方组织社会发展顾问方面的工作,曾经为中国林科院国营林场研究项目工作3年。他致力于苗族研究已经30多年。最初,他基于在泰国Hmong人地区的田野研究,完成了博士论文《佛教与Hmong人:社会调适的一个个案研究》(Buddhism and the Hmong: a case study in social adjustment)(1986),不久后又出版了《主权与起义:泰国北部的白苗(white Hmong)》(1989)一书,影响很大,从此在国际人类学界崭露头角。该书出版后,他马上开始了对中国Hmong人的调查研究。1989-1991年期间,他在四川南部、贵州和云南的Hmong人地区开展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他出版了《西南中国的部落民》(The Tribal peoples of southwest China:Chinese views of the other within)(2000)、《中国Hmong人:情境、能动性与想像性》(The Hmong of China: Context, Agency, and the imaginary)(2001)。近期,他又关注美国、法国、澳大利亚、老挝和越南等国家的苗族。迄今,他已经发表论文100多篇,著作12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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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讲座,王教授主要从两个部分进行。第一部分梳理并回顾了过去传教士和学者们对于以泰国北部、老挝、贵州、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苗族的记录和研究情况。在这个部分,他如数家珍地给大家介绍了过去一些传教士和学者对于苗族传统习俗与文化的记录、说明与研究,并对这些研究进行了一些简短的评价。其中,他罗列了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中国和泰国等对苗族进行研究的学者及他们的成果。在这个部分,他强调1950年代以来,人类学调查与研究方法与前人的差别与独特性。他认为,在此之前,传教士或学者的描述与研究都具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传教士对于苗族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传教;当时的学者去研究苗族很多也是为了殖民的目的。另外,王教授还强调要对苗族研究的主体进行严格区分。这是因为苗族支系庞杂,作为一项严肃的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严格的界定。比如,苗族群体在中国境内单以方言进行区分都会有不同的支系,而在东南亚和美国一般又被称作Hmong。只有严格区分了研究对象,其研究才具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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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王教授从近代研究强调“底层的声音”的趋势,考察了民族认同与历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历史是一种意识/文化。除了精英书写,来自底层社会的声音对于原真实历史具有同样的价值。这一方面涉及到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的问题。另外,历史可以被消除、放大或者通过想象而改写。但是对于历史的处理是有底线(Limit)的。这种底线就存在于个人记忆、群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交集处。当然,他也承认,历史无法呈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经过筛选的,即历史必然遭遇解读(Interpret)与制造(Invent)两个环节。因此,王教授认为,群体/民族认同问题最好应该由本群体/民族自己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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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场讲座,王教授都以幽默而严谨的方式进行。之后,张晓教授对这次讲座进行了点评,她认为,王教授的研究非常认真、细致而又很谦虚,给大家详细地展示了有关苗族研究的成果,同时,他做学问的严谨态度也很值得大家学习。

之后是提问环节。纳日碧力戈教授首先提问。他说,人类学有个公认的说法,种族、语言和国家政治边界不会重合,这从历史和现实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正如王教授刚刚所讲的,历史很多都是后期建构出来的,不过历史的建构也是有底线的。所以我提出重叠共识(overlapping consensus),正如像巴赫金的polyphonic(众声)、郝瑞的negotiated(协商的边界)那样。这里面有很多声音,有本民族的声音,有外族人的声音等等。那么,底线在什么地方呢?按照人类学家迈克尔•赫茨菲尔德(Michael Herzfeld)的Engaged Anthropology提法,我们要倡导公平正义。他的这个观点,我也很同意。因此,我认为,底线有两个内容,一是少数群体的政治权利能不能得到保护,他们的生存权能不能得到保证;第二个就是人类尊严(Human Dignity),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守护尊严或互守尊严。不知道王教授是否同意?

对此,王教授回应说,这些我差不多都同意。“协商”,“众声”……我有印象。把许多声音放到一起,它们会打架,一个声音会取胜,尽管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声音放到一起,写一本好书,想来很美好。但它们会有冲突。所以,这是我要提的一点。关于协商,这是关于政治和权力的协商。我相信我们对此有共识。你说谁来确定底线。对于Hmong人,我愿意来确定。因为我认为我知道什么是真的……。其他人也许会用不同方式的确定底线。关于谁来确定底线,这是个政治问题。它还是取决于谁有权确定底线。关于如何确定底线,一方面我们要考虑被压迫人民或者少数民族的尊严;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考虑真实情况。不仅仅考虑尊严。关于真实……1980年代我是一个非常后现代的学者,认为什么都是真实的,什么都行。但我现在的想法不同了。我想我们必须说,关于历史上日本人在南京杀了多少人,应该是有些标准的。应该存在关于它的事实。你知道,你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创造和制造传统,这当然。不过,也应该存在一些历史事实。我想我们的工作是要确定这些事实。

最后,杨志强教授也以自己的博士论文的写作情况对王教授的讲座进行了一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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