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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苗市长:一句道歉何以这么难

2016-11-5 22:54| 发布者: 朱群慧| 查看: 2500| 评论: 0|原作者: 牛毛

摘要: 近日,不少微友都在关注云南文山市长辱苗事件。就在事件处于调查进程中,尚未得出结论之时,来自欧盟的一条新闻似颇有针对性地提供了一例参照


辱苗市长:一句道歉何以这么难

 

     牛毛

 

近日,不少微友都在关注云南文山市长辱苗事件。就在事件处于调查进程中,尚未得出结论之时,来自欧盟的一条新闻似颇有针对性地提供了一例参照:

据中新社报道,德国籍的欧盟官员京特•厄廷格日前发表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辱华言论,在德国国内受到广泛批评。由此,厄廷格在批评舆论出现当日,即在布鲁塞尔正式发表声明,就其辱华言论作出道歉并请求得到原谅,“我用时间去思考我在会议上的言论。现在我可以看到,我的言词引发了负面情绪,甚至给人带来伤害”,“这并非我有意为之。”他解释称,只是想说话直率些,“给德国的听众造成惊醒作用”。对于任何不够尊重的言论,自己愿意为此道歉,而且自己“十分尊敬”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也是一个厉害的竞争对手”。

那么,厄廷格究竟发表了怎样的辱华言论?原来,1026日,厄廷格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一场活动上向企业界人士发言时,以“眯缝眼”等贬损词汇形容中国人,他谈到不久前在布鲁塞尔接触到的一个中国代表团时称,“9个人,来自同一个党派,没有民主,没有女性比例,当然里面也没有女性……全都是一身西装,深蓝色、单排扣,头发全部从左往右分,好像抹了黑鞋油。”

对此言论,作为一个有基本国家认同、知荣明耻的中国公民,自然是应当予以反对的。很显然,“眯缝眼”“好像抹了黑鞋油”这样的语辞,是在从人种、外貌、发色上进行肤浅的歧视,满满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腔调。作为一个欧盟官员,如此见识、修养令人扼腕。但同时,一个大国在走向世界的路程中,即便遇到类似的闲言碎语、磕磕绊绊,亦不必过度敏感。因为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民族,应当有足够的文化自信笑傲风浪。何况,客观地说,至少从转译过来的“辱华”言论的内容与语态来看,大体上并不能判断为性质恶劣的歪曲攻击、直言侮辱,至多只能算是优越感爆棚的阴阳怪调。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所回应的那样,“有关言论反映出了某些西方政客长期以来根深蒂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并表示,“希望这些人能学会理性客观看待自己和他人,懂得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并未作更深入、激烈的批评。笔者以为,这是我们的外交官明智而有风度的做法。

再退一步讲,如果我们能更加理性、清醒地认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审观被描述中的中国人亮相于国际社会上的姿态,的确也并非不可完善。无论基于何等初衷,厄廷格所指涉的中国代表团政治背景单一、性别单一、着装单一、甚至发形亦单一等诸问题,如若是真实存在的话,则关起门来仍值得慎思。

与之相比,文山市长龚卿在市政府召开的关于营建“蒡兜朗苗族文化园”项目设计方案讨论会时所发表的辱苗言论,虽说也并不至于判定为何其恶劣、罪不可恕,但语间所夹杂的种族主义歧视色彩则要明显浓厚得多。略作归纳,会发现其三段言论恰恰采取了三种方式,对苗族人民进行了事实上的歧视:

第一种是“揭伤疤”。龚卿市长先问实施项目的陈总“你知道苗族是怎么来的吗?”陈总不答。龚市长又问参会者,无人作答。此时他满有把握地说:“苗族是被撵跑过来的嘛!所以,才跑到了国外。难道你们还为此感到光荣吗?”苗族是一个对中华文明有奠基之功却屡遭历代封建王朝残酷迫害的民族,逃亡与迁徙是民族心灵深处的苦难记忆。龚市长对这段民族历史显然是了解的,但其表述角度并没有从苗族人民的情感与尊严出发,也没有从一个知识分子平等地看待文化、悲悯地看待苦难的情怀出发,而是蹦出了“撵跑”这样轻佻的、居高临下的、宛如带着当年追杀他们的封建统治者腔调的用词,其反问句“难道你们还为此感到光荣吗?”则意指他认为苗族的迁徙史“并不光荣”。我们对待历史与文化虽然可以有不同的认识和解读,但如果谈论它们可能触碰到一个民族的禁忌和伤疤,使本来很疼的心更加疼痛,这时是否要说、如何去说、说完是否要负责,就成了考验言说者认知水平与道德教养的标尺。

第二种是“扣帽子”。龚市长说:“苗族巫文化是很恐惧的,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人告诉我,不要跟苗族姑娘接触,一旦接触了,你就难以逃脱她的魔法。这样的文化有什么值得宣扬的呢?”巫神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至今依然是包括汉族在内的许多民族中仍然发挥作用的文化质素,断言其“恐惧”可谓之扣的第一顶帽子;而将苗族女性与放蛊魔法等同起来,则可谓之第二顶帽子。依苗族同胞自述,他们身为苗人,却并未见过这种魔法,相反此说法是“旧社会苗族被歧视被诬蔑时强加于苗人身上的”(《苗族同胞给云南文山市代理市长龚卿的一封信》),同时苗族女性群体不得以纷纷自拍,手举牌子写道:“苗族女人不放蛊”,流传于网络以正视听。对于任何强加于头顶的帽子,任何民族的人民都是不会答应的。

第三种是“挑关系”。当谈到项目是否实施时,龚市长用带有警告的语气说:“苗族做了,壮族怎么办?不要只为自己的民族私利而不顾其他民族。这样做,北京是不答应的。”很多人都不理解的是,为何建设一个苗族的项目就是“私利”,为何苗族做了壮族会不高兴,是不是哪个民族也不要做,谁也不要发展,彼此就平等了,就都不会不高兴了?这等言论借用“民族平等”的理由,实则却是在挑拨民族关系,限制民族发展进步。“以夷制夷”、制造民族隔阂从而激发仇恨、实施压迫,是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很难想象在党的民族政策最应受到尊重和落实的文山州,领导干部会用这样的思维看待民族关系。

还好这位龚市长没有拍桌子辱骂、指鼻子叫嚣,可以理解或许如上三段体在当时语境中也很可能只是轻描淡写、阴阳怪调。但笔者实在想不出,除却“揭伤疤”“扣帽子”“挑关系”三种方式,还能如何把民族歧视演绎得更加风生水起。

苗族人民期待龚市长给出一个解释。各地苗族学者相继撰写批评文章,指出辱苗言论的错误之处、危害之处、违法之处。众声反对之中,其实保持着一个民族的克制与涵养,至少笔者目前并未看到过激的批判或不够合理的苛责,大家最希望看到的,无非只是一位民族地区的党政干部,在发表了不利于民族团结、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后,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对受伤的苗族人民给出一句起码的道歉。

可是,就是这句道歉,我们已经等了太久。

1026日辱苗言论流出,至本文写作的今日,事件已过去11天有余。“人民父母官”龚卿仍未发表过任何一句道歉,反而却在声辩称:“自己在会上的发言,只是对推进项目建设、完善项目规划发表的意见,没有任何侮辱或歧视苗族同胞的意思。”(《关于文山市代理市长龚卿同志涉及苗族同胞言论调查进展情况的通报》)

如果说龚市长的辩驳使人感到失望,那么事件调查组所公布的通报则使全国关注此事的民众感到滑稽。调查组称,就舆情反映的问题,在参加调查的21人中,有12人表示没有听到,有4人表示听到部分言论,有4人表示听到(其中3人对是否有侮辱或歧视不作评判)。这个结果,可能是官方调查组公布的最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因为它告诉老百姓,一个市政府会议其实是一群聋哑人在开会(这里就事论事,并无低视聋哑人的意思;相反,一个失去了倾听与表达能力的人,他的心灵对于诚实与洁净的需求很可能更加苛刻)。

一句道歉何以这么难?因为市长高居其位,不能对草莽之众道歉。否则市长没面子,否则领导要丢官卸甲。

一句道歉何以这么难?因为官场的幕僚们在观望,在没有明确市长是否失势之时,他们不想说出真相,一旦风平浪静,市长还是那个市长,自己便葬身无处。既得利益,不想轻易因变故中止。故而他们不想让市长道歉。

一句道歉何以这么难?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向来习惯了小孩给大人道歉,学生给老师道歉,行人给司机道歉,乞丐给富翁道歉,小贩给城管道歉,百姓给官员道歉,鸡蛋给石头道歉,祖坟给推土机道歉……我们不曾懂得:道歉是一个人犯错之后面向公众的灵魂底色,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诸如诚实、勇气、谦卑、知耻等文明教养的程度。谁该道歉,与谁犯错误有关,与谁是谁无关。一个不想道歉的人,说明他欺骗别人,更在欺骗自己;一个不敢道歉的人,说明他没有勇气让阳光照进灵魂的深渊,他的世界已被黑暗吞噬。

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距离是一样的,都是从心到心的距离。与欧盟官员厄廷格就辱华言论即刻公开道歉,回应公众舆论相比,文山市长的道歉已经晚点了太久。我们似乎仍然在等待着这位龚市长的道歉,然而制造了更多更严重的歧视言论的人们,又何时能还给我们一个道歉?

欧盟官方对事件的反应之利落,令人惊异。就在当天,德国社民党秘书长巴尔利(Katarina  Barley)对德新社表示,他的道歉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玩笑。而欧盟委会员会主席容克则表示,尽管做出了道歉,但仍有可能要面临担负责任希望与厄廷格再次谈论今次事件。德国联邦议院左翼党团主席巴尔奇呼吁从欧盟召回此人。而十余天过去,我们的调查组还在和一群聋哑人中继续作着进一步的调查
   
厄廷格辱华,并未辱欧、辱德,但反对的声浪恰恰来自广大的德国民众,他们认为批评厄廷格的讲话涉种族主义,声称他已经不再适合担任欧盟的高级职务。种族歧视是人类社会共同的顽敌,只要有歧视存在,文明就有缺陷存在,消灭歧视、责罚歧视是人类走向进步和凝聚的前提,这与歧视的是谁、是否是自己无关。辱苗事件中,苗族知识分子以理性节制的姿态发出了公义之声,还原了被曲解的真相。遗憾的是,主流社会和苗族以外的文化群落,在歧视发生时,却鲜见对兄弟民族的关切与声援。
   
龚卿与厄廷格,一个在中国文山,一个在德国汉堡,远隔千山万水,其实却似乎仅仅差了一句道歉;然而再想想,又并非仅仅差了一个道歉。


2016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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