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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重庆苗族古代学校教育

2013-10-3 16:27| 发布者: 朱群慧| 查看: 3242| 评论: 0|来自: 重庆市民委官网

摘要: “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重要事业”。重庆苗族地区“最初的教育主要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进行生存本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在隋唐前,这一地区土家族、苗族尚未形成单一民族,基础教育仍是传统的民间传授方式。东 ...
 
重庆苗族古代学校教育
 
 
     “教育是人类文化传播和延续的重要事业”[1]。重庆苗族地区“最初的教育主要是上一代人对下一代进行生存本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2]。在隋唐前,这一地区土家族、苗族尚未形成单一民族,基础教育仍是传统的民间传授方式。东汉中央政府为改变五溪地区(即今土家族地区)“其俗少学而信巫鬼”的社会风俗,虽然曾在武陵山区设立学校,召“蛮溪子弟入学”,但憾无资料可证重庆苗族地区曾设有学校。

一、官学教育

所谓官学,是指中国古代官府举办管辖的学校。由朝廷直接举办管辖的学校称为中央官学,凡按行政区域在地方设置的学校称为地方官学[3]

(一)  官学教育的起源与发展

重庆苗族地区在唐宋时期就有官学教育,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段超先生在《土家族文化史》载,出生于今重庆市酉阳县的冉仁才,“年少而好学,文韬武略过人”,自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升为天水郡开国公之后,先后担任浦州(今重庆万州区)、梁平(今重庆梁平县)、澧州(今湖南澧县)、沅州(今湖南常德市)、江州(今江西九江市)等地刺史,前后任职近40年;出生于今重庆彭水县的田英,“汉文化水平极高,唐王朝任命他为溪州(今湖南沅陵县)刺史”。[4]由此推测,在隋唐之际,今渝东南地区应设有学校。唐宋时期“学校教育的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封建人才”。[5]如彭水县:考中进士5人,出现作家1人(据《宋代蜀文辑存》载),出现武将1名(即田英)。此外,酉阳县出现武将1名(即冉仁才)。据《遵义府志》载:“正安州,州有旧学,遗址在唐都坝,相传为唐时建学处。”但具体时间不详。唐宋时,中央政府或在汉土交界地区设立州县学校,或在土苗聚居地设置儒学,建立书院,发展教育。最能证明办学情况的资料是1997年版《彭水县志》载:“后唐天成二年(928),蓟州人李承约任黔南节度使时,‘兴起学校’”[6]。所以,著者以为:重庆苗族地区古代学校教育的起源最迟应在五代初期。

宋代乌江流域民族地区的官学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在今渝东南的彭水和黔北的遵义学校勃兴。“宋代,官学、私学和书院在巴渝大地上蓬勃兴起,官学在巴渝地区的昌州、合州、渝州、夔州、涪州、忠州、黔州等州县纷纷开办,就是地处僻远之地的黔州黔江县也兴办了官学……”[7]。这里所提到的黔州在今彭水县。另据光绪《黔江县志》载:“宋绍兴间(公元11311162),知县魏禧修建学宫”。正是因为宋代时今彭水创建了黔州儒学,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重庆苗族地区出现了第一个进士——彭水人窦敷。[8]自此以后,在宋代,彭水计考中进士5人。彭水县在唐宋时期是黔州都督府、黔中道、绍庆府的治所[9]。黔州成为区域中心后,迅速“兴起学校”。在宋初就设有黔州儒学(它是乌江流域民族地区宋代设置最早的儒学),这里可用黄庭坚谪居黔州时(10951097)在书信中说的“小儿稍能诵读……他日令就黔州应举”予以证明。[10]

土司时期(即元至清初,相当于12791735年),重庆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在渝东南地区,学校教育发展是成为该地区历史上的一个辉煌时期。据《四川教育史稿》附录载,当时渝东南地区各县均办有儒学,酉阳、彭水两县办有书院。又《钦定四库全书》(第559卷)载:“酉阳司儒学:在司城西半里,明永乐二年(1404)建”、“彭水县儒学:在县东,明洪武初(13681378)建”。[11]儒学和书院的兴办,不仅使土家族统治阶级大量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且也产生了一批文化较高的土人,如酉阳、秀山、彭水三县都有土人中举。更有甚者,明朝时酉阳宣慰使冉天育,其“诗作所涉及的生活层面广泛,风格多样”,“是渝东南地区土家族的第一位诗人”。[12]

改土归流至清末(17351911),重庆苗族地区的学校教育达到高潮。“改土归流”的实施,彻底打破了“汉不入境,蛮不出洞”的禁令,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清政府在重庆苗族地区大力设置学校,如儒学、义学、社学等不计其数。由是,该地区“诵读之声不绝”,各县“应试者不少于千名”,各类科举人才辈出。学校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人才,而且又造就了一大批少数民族文人,从而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文人文化的发展。如酉阳冉氏家族的冉崇文、冉广鲤、冉正维、冉正岳、冉瑞岱、冉瑞嵩以及陈汝燮、陈厚礼、田序统,黔江的陈景星等,都是当时少数民族中遐迩闻名的文人。特别是陈汝燮,“得其宗法,自成一家”,作诗900余首,全部收集在《答猿诗草》中。此外,渝东南地区的学校教育经过改土归流之后的快速发展,“一切设备视彼上游州县,大略无殊”。即缩小了与周边汉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差距。

(二)官学教育的推行

封建中央土朝对民族地区加强政治和军事控制的同时,又加紧实行文化控制。官学教育制度的推行是实行文化控制的主要标志。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维护全国的统一。重庆苗族地区明清官学教育制度的推行,主要体现在[13]

    1.对少数民族学生制定严格的学规。据光绪《彭水县志学校志》所载,顺治九年(1652)有“钦颁训饰士了文”:“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鳞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诸生皆当上报国恩,下立人品。所有教条,开列于后:一、生员之家,父母贤者,子当受教;父母愚鲁者,或有非为者,子既读书明理,当再三恳告,使父母不陷于危亡。一、生员立志,当学为忠臣清官。书史所载忠清事迹,务须互相究讲,凡利国爱民之事,更宜留心。一、生员居心忠厚正直,读书方有实用,出仕必作良吏;若心术邪刻,读书必无成就,为官必取祸患。行害人之事者,往往自杀其身,常宜思省。一、生员不可干求官长,交接势要,希图进身;若果心善德全,上天知之,必加以福。一、生员爱身忍性,凡有司衙门,不可轻入;即有切己之事,只许家人代告。不许干与他人词讼,他人亦不许牵连生员作证。一、为学当尊敬先生,若讲说皆须诚心听受,如有未明,从容再问,毋妄行辨难。为师者亦当尽心教训,毋致怠惰。一、军民一切利病,不许生员上书陈言,如有一言建白,以违制论,黜革治罪。一、生员不许纠党多人,立盟结社,把持官府,武断乡曲。所作文字,不许妄行刊刻,违者听提调官治罪。[14];这些学规内容主要强调四点:生员读书的重要性,生员必须立志,生员的人品修养及必须遵守的规范。另据《清史稿体纪六》载,康熙十一年(1672)又颁布《圣谕》十六条:“一、敦孝弟以重人伦。一、笃宗族以昭雍睦。一、和乡党以息争讼。一、重农桑以足衣食。一、尚节俭以惜财用。一、隆学校以端士习。一、黜异端以崇正学。一、讲法律以警愚顽。一、明礼让以厚风俗。一、务本业以定民志。一、训子弟以禁非为。一、息诬告以全良善。一、戒窝逃以免株连。一、定钱粮以省催科。一、联保甲以弥盗贼。一、解仇愤以重生命。[15]

2.封建王朝对土司推行汉文化学习制度。明太祖洪武十二年(1379)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学习汉文化,否则,不准承袭;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下令“诸土司皆立县学”;明成祖“永乐六年(1408)夏四月,甲辰,设四川重庆府卫酉阳宣抚司学。”(《明太宗实录》卷七十八)。强令土官及其子弟学习汉文化。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明政府重申,“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不入学者,不准承袭”(转引自同治《永顺县志》卷二十六)。弘治十四年(1501),明政府再次下令:“土官应袭了弟悉令入学,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在明政府的强制政策下,很多土司、土官及其子弟被送往附近州县求学,如永顺土司子弟“彭象乾寄学于酉阳司学”,“儒学有才名”。

3.对少数民族学生规定学习内容。明清封建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地位的需要,从有利于土司、土官的“渐染风化”目的出发,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学教育与中原地区一样颁发经籍,教师“日讲四书周易,拆衷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三礼义疏、孝经注、性理精义、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明史、朱了全书、通鉴纲目、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唐宋文、醇渊鉴古文……”。由此可见,儒家经典特别是有关封建伦理的内容是少数民族学生学习的主要内容[16]

    4.对少数民族地区限定学生名额。如:“酉阳州学额进八名,廩增各二十名,二年一贡”;“秀山学额进八名……廩增各十六名,三年一贡”;“黔江县学额文武八名,廩增生各二十名,二年一贡”;“彭水县学额……与黔江同”[17]。值得指出的是,土司时州县一类的官学是以地方官家子弟为培养对象,平民子弟均被拒之门外。这种以“官家子弟为特定的培养对象,实际上是教育上一种特权的体现与反映”[18]。“改土归流”之后,社会上中下层的子弟也能入学。

(三)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与官学教育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推行官学教育制度除了实行文化控制之外,为科举考试输送人才也是其重要目的;而科举制度有利于强化官学教育制度,增强学校的吸引力。改土归流后,清政府在民族地区大兴官学的同时,也在民族地区实施科举考试,并采取一些优惠措施:

1. 州县治所建立试院(即“考棚”),定期举行科举考试。《酉阳直隶州总志》对“初请设棚”一事有详细记载:

嘉庆二十四年七月,州属举人徐映台、贡生陈盛佩等禀称,酉阳自乾隆元年改

土归流,分隶秀、黔、彭三县,秀山生童归在州学,始初人文零落,是以附于重棚

考试。乾隆十年,蒙学宪蒋以酉属距重庆一千二百余里,生童往返维艰,题准岁科

并考。迨后沐浴圣教,人士日增。乾隆五十八年,又分设秀山县学,从兹鼓舞作兴,

家弦户诵。近年州试童生,一州三县,不下三千余人,及至院考,仅有其半,盖缘

贫寒者多乏资远涉,虽或可希寸进,亦终困守蓬庐。况院试每在五六月间,无力起

旱,改就水道,时值河水泛涨,滩凶峡险,尤属畏途。窃思宁远一府向附雅棚,相

距千二百余里,道路崎岖,向已分设考棚,今酉阳由涪州陆路起程,不过七百余里,

道路平稳。且学宪按临忠、夔,必由涪州经过,虽稍为纡绕,较之宁远,尚属便捷。

举等集议请分设考棚,情愿公捐经费,协力妥办,一切堂宇号舍器物等件,及沿途

桥梁道路、尖宿、公馆、应支夫马等项用费,俱愿公捐。恳请申详大宪俯允会题。

        案:众绅具禀后,知州事段逢藻转札三县,所覆无异,遂于嘉庆二十四年七月,

据原禀申详,各大宪随奉道札查核,将上三届应试童生实数及由涪至酉径道桥梁尖

站公馆等事,具文详覆。后于道光元年夏,督宪蒋始行题奏。

 

酉阳州考棚“自嘉庆二十三年(1818)建议,二十四年(1819)筹定捐输,二十五年(1820)就卜定州南文昌宫迁移旧址,平作棚基,以道光元年(1821)正月十四日竖立。院署大堂及头仪门等次第修建。至道光二年(1822)十月竣工,道光三年(1823)初行院试[19]。“秀山县考棚在城西,咸丰五年(1855)知县李渐鸿募建”;“黔江县考棚在文庙右,咸丰元年(1850)閤邑绅民捐建”[20]

    2.规定录取名额,“府学各取12名,县学各取8名”,由是,据邵陆纂修的《乾隆酉阳州志》载:酉阳州“凡遇岁科两试,每岁额取文生八名,武生八名……廩生二十名,增生二十名,两年一岁贡。”而黔江、彭水、秀山三县均为“文武八名,廩增生各二十名,二年一贡”[21]

    3.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多取土童的政策,即“以土三客一为率”。土籍与客籍的标准为:“在前朝入版籍者为土,在本朝入籍者为客”。这种优惠政策的推行,极大地鼓舞了重庆民族地区子弟读书与仕进的热情,使一些土家族、苗族子弟圆了科举梦。

    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在重庆民族地区尚学之风渐浓,不仅呈现出“文治日兴,人知向学”的良好社会风气,而且让一些中下层少数民族子女也能考中进士、举人及贡生。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重庆苗族地区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录用人才如下:

重庆苗族地区明清科举人才一览表

人才类型

酉阳州(人)

彭水县(人)

黔江县(人)

秀山县(人)

合计(人)

文进士

9

3

 

1

13

文举人

11

30

10

10

61

武举人

3

5

5

6

19

 

2

6

 

6

14

 

9

12

14

8

43

 

2

 

2

 

4

 

21

24

53

8

106

 

53

168

116

27

364

 

 

 

7

 

7

 

 

 

15

 

15

 

110

248

222

66

646

资料来源:1)王鳞飞:《同治增修酉阳直隶州总志·选举志》,清同治二年(1863)刻本;(2)庄定域:《彭水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3)张九章:《黔江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十年(1894)刻本;(4)王寿松:《秀山县志·选举志》,清光绪十八年(1892)刻本;(5)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121页。

 

(四)宾兴制度

宾兴”一词源于《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 清田兰芳《云南楚雄府通判袁公(袁可立孙)墓志铭》:(袁赋诚)十四宾兴于乡,十八饩于三十人。清朝戴名世在《张验封传》说:康熙己卯、壬午、乙酉,当宾兴之期,公皆为分校,所得士最盛。宾兴原是科举时代,读书人将去乡试,地方官仿古时饮酒之礼,设宴招待。古时乡学三年业成,必考其德行,察其道艺,而升其贤者能者。将兴之时,乡大夫与之饮酒而后升之,谓之乡饮酒礼。所以,宾兴的含义就是奖励学子升学。后来,地方为了多出有功名的读书人,就办起了宾兴的机构来奖助并公布奖助条文,进行奖助事业,特别是资助一些穷苦的读书人。按照时下的说法,所谓宾兴是明清时期地方成立各种基金组织资助科举考试的活动。科举时代,除了地方官学、书院、文会、宗祠义庄对士人实行助学、助考外,宾兴会是重要的配套措施,无数贫寒学士得宾兴会救助而“科举中来名不朽”,成为帝制时代的国家精英,完成了从草根到精英的跃升。清代江西巡抚德馨曰:国家以科目取士,士之伏处衡茅,怀铅握堑,皆欲就试于有司。由郡县而之行省、之京师,或数十里,或数百里,或数千里,舟车屝屦之费,未能取办于临时,此留心风教、力敦古谊者所以有宾兴之举也。  

明清时期的宾兴组织,后来发展成为地方上的助学助考机构,在诸方面为应试的科举人才尤其是其中的贫寒之士提供资助,后世将支持应试、入学、登科的机构称作宾兴。

    1.酉阳州“宾兴会”。《酉阳直隶州总志》对酉阳州“宾兴会”记载十分具体[22]

酉阳初无宾兴,道光十四年甲午科,署州杨上容始举此会,捐送生监卷价银二

十五两。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知州郑金榜复踵行之,各赠程费。二十六年丙午

科,又赠程费有差,寻以道远费多,些微赆赠,于寒士无补。酉阳向有济仓田三百

八十七亩四分五厘,自道光十八年后,现存大谷二千余石,州中举人陈序乐适自京

师回籍,遂倡同学请以此款为宾兴之计。郑牧据情详禀大宪,已经准行,旋遇岁凶,

署州福珠隆阿详请,仍复其旧,以实仓储,事遂中变。道光三十年,知州事罗升桔

莅任,阅文庙中郑牧旧碑,悯其垂成忽败也,集绅耆计议,以仓谷籴剩余资为宾兴

根本,复募之七里富民,合田土等捐项共钱约六千串,发交绅首经理,收其租息以

备乡试年取用之资。此酉阳宾兴之始也。

 

在该书中还对当时捐赠田土人的姓名、数量、价值及田土的位置均记述仔细,共田土当买价值钱二千九百二十九千四百八十文,合之现收银数约近六千之数,每年收租取息,或三年总收其息,届乡试先易银送省,文武生监于省垣会齐后,按照人数多寡均分,寒儒歉费者尝恃此为归计焉。

2.彭水县“蔚文堂”。《酉阳直隶州总志》和《彭水县志》对彭水县“蔚文堂”均有记载。《酉阳直隶州总志》载[23]

彭邑初亦无宾兴等项,自咸丰八年十月间,署县事王鳞飞奉督宪转奉谕旨,擒

治土匪廖美连父子,后查追该犯产业约价二万有余,禀请大宪尽数拨充彭水邑各

项公费,其文武童生卷价,并宾兴月课,及添送云上、汉葭两书院山长金、暨培

修云上书院置办器具等四项,系俱为振兴文教起见,因统名之曰蔚文堂,其所定章

程与拨入业产细数,藩巡及州县各署均有案可查。

《彭水县志》对蔚文堂”记载如下[24]

清初,酉阳、秀山、黔江、彭水4县童生,须赴重庆府参加院试。道光元年

1821)在酉阳州设考棚,举行院试。建考棚银8000两由酉阳、秀山分担,其学

政(主考官)行经彭水之费用,则由彭水县负担。道光八年(1828)知县周曦,倡

捐银3500两,呈解川东道,按每月1分,发商生息,到三年院试之时,才领取息

募银,作学政过路费用。后商号缴还本银,被挪作军用。道光二十年(1840)奉令

在藩库领回银2800两,由县署的“户书”廖大观领去1200两生息。廖为不法之

徒,霸占产业,拖欠公款,为数甚巨,其子美连,杀人越货,肆无忌惮。咸丰八

年(1858)知县王鳞飞上任,将廖大观、廖美连父子拿获正法,没收家产,得钱

18558400文,作振兴文教之用,特设蔚文堂,负责经营。用途有:供文武考

生县、州、院三试卷价之用;作生员赴乡会试时宾兴费用;添送云上、汉葭两书

院“山长”修金;培修云上书院及添置院内用具。初,组织完善,制度严密。后

来,“绅董牵行不力,收入日蹙”,又借口以公济公,兼理义渡,便逐渐消失了。

上述两则文字主要阐明了几个问题:一是彭水宾兴经费的来历,二是对“土匪廖美连父子”的处罚措施,三是蔚文堂的由来,四是蔚文堂经费的具体用途,五是经费的组织管理,六是蔚文堂消失的原因。

3.宾兴经费管理制度。详见以下两个章程